保监会明确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任务

这些很可能先于正式宪法而出现的部门法与正式宪法之间的功能关系，恰如耶克所描述的自生自发的法与旨在确使自生自发的法律得到遵循的上层架构（superstructure）[29]之间的关系。

有什么不同？这就涉及法学独有的方法。这样一种情况的根源就在于目前我国的宪法没有牙齿。

那么该怎么批判呢？我觉得也有两条道路。如果你喜欢刺激，喜欢玩大的，对于颠覆性批判特别热衷，比如，说中国宪法制度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么你要跳到三界外，绝不能停留在法教义学之中了。如果你到过成熟的法治国家，你看它们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你看这些人的精神气质，跟一般人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人类的很多学科，都需要一定的假设。比较宪法学研究主要用比较方法。

举个小例子，比如说司法独立这个问题，是许多国家的宪法所承认的。但是，宪法教义学也会开放性地吸收一些其他的方法。因此，行政机关如何公布信息，如何简化程序，让符合资格的公民不至于疲于应对繁琐的程序设计，这是程序设计所需考量的问题之一。

程序法理 引言 在传统的政策科学领域，政策制定是核心议题，而政策执行则交由行政官员。[11] 作为一个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程序，民主评困一方面实际上已经属于各地的创设。摘要:  政策执行是一个动态过程，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一直到新一轮的政策变革，程序都是其中的重要勾连线索。具体来看，探究社会保障政策执行程序的特性需考量如下问题：首先，社会保障政策执行采用何种模式？其中存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执行模式，尤以后者为主，因此需要格外考虑基层的程序规范

[59]取代的方法就是设立罢免制度。[84] 黑克说：学术不是单纯地把法律上的应然观念重复，并且用自己的应然观念加以补充而已，它会用一种描述的方式来对这些应然观念作一个转型（Umgestaltung）。

这也是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宪法学理论对民主集中制原则内容的通常解释，参见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88页。正如许崇德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国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体现全国人民的意志，代表全国人民统一地行使国家主权。[76]现在的问题是，民主集中制说是否能够增进人们对宪法规范的认识，从而是一个比议行合一说更优的理论建构呢？ 民主集中制有着宪法的明文规定。也即，全国人大与其他机关之间只存在权力上的分工，而不存在权力上的制衡，这与西方国家宪法上的分权原则有着很大区别。

[28] 同注25，董必武书，第247页。这些建构出来的理论，都服务于对宪法第3条的解释，但它们都比民主集中制要更加具体，从而能够胜任于对宪法第3条的描述和概观。[34] 我国宪法虽然划分了不同的国家机关，存在着权力之间的分工。从笔者找到的文献看，早期的文献大都将将这句话引述为我们的制度是议行合一的，是一切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献》，东北新华书店辽东分店1949年印行，第45页。

197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将这句译为：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mandat impératif（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行政与立法机关的组织形式不同，人员构成也开始不同，就更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议行合一了。

1981年4月秘书处拟定的宪法讨论稿规定了国家主席对法律草案的退回权，以及人大常委会对主席退回权的复议措施。[24]实际上，与议行合一相对立的不是权力的分工，而是分权。

从整个公社的领导机构来看，它是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团体，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公社内部不存在任何的分工……当公社委员会作出重大决定之后，它还是需要组织各种委员会去分头执行的。这完全符合巴黎公社的原则。[70]我国传统宪法学说将其称为议行合一，并不是要否认国家权力之间的适当分工，而只是想凸显这种权力配置模式下代议机关的优越地位以及行政之相对于立法的从属性。[41] 参见注27，第183页，注6。从类型学的角度看，议行合一可能更像一个理想类型，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层级。[86]这个努力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民主集中制的原理，但它依然存在不足。

[48] [美]罗威尔：《英国政府·中央政府之部》，秋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2页。[38] 参见注⒀，第611页。

这种权力配置模式体现了列宁立法的职能和执法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的思想，但从法律上说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及其各部也是不同的机构，依然存在立法和行政的基本分工。[89] 同注③，张翔文，第294页。

当然，列宁也曾说过这样的话：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18]从这个角度来说，董必武用议行合一来概述我国政权体制的特点，强调的是权力机关的最高地位，他没有也不会去反对国家权力之间的适当分工。

[17] 有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也即董必武我们的制度是议行合一的，是一切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这句话讲的是未来要设立的人民代表大会，而非现时既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因此他所说的议行合一并非特指这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44] 参见韩大元主编：《外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公社同时设立了10个委员会负责执行，每个委员会由5-8名公社委员组成。这个体制自1949年以来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5]从这句话看，议行合一应该是指公社既立法，又行政，但从实践看，巴黎公社除了行使立法权的公社之外，也设有相应的行政部门，且这样的行政部门甚至都有10个之多，[6]行政和立法并没有在体制上合而为一。八二宪法第3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26] [英] 詹姆斯·布赖斯：《现代民治政体》下册，张慰慈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58页。[75]不过，并不是所有在逻辑上可能的理论建构都具有同等的学术意义，因为有的理论建构对法律规范体系的描述显然要优于他种理论建构。

4、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这种转型主要是为了概观，也为了让我们容易理解。

例如我国宪法上国务院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本来具有议会内阁制的某些特点，比如国务院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国务院的人员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免，等等，此并为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杨秀峰一语道破。[90] 萨孟武曾论及有必要令议员兼任执行之责：起草议案者不负执行之责，难免好高骛远，而执行者因为议案不是自己起草，又将阳奉阴违，敷衍了事。不过从法律上看，巴黎公社在立法和行政权行使的组织形式上依然有所区别：立法权是由公社委员会来行使，这是一个由全体68名委员组成的大会，而行政权则由各个小委员会来行使。[74] 德国法学家霍恩指出，在法律领域中，由于规范的数量庞杂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理论建构不可避免。

[12] 王叔文：《宪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我们愈能充分避免这类的概括，那我们就也愈能明白我们所要应付的材料的性质。

洛克认为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实际上也有为英国当时的权力结构进行辩护的意味。[40]议行合一正是描述这种权力配置模式的一个学理概念。

诚然，八二宪法上中央国家机关在权力的分工上愈发细密，但国家权力机关相对于其他机关的优越地位并没有改变。在欧洲议会制发展的早期，议员被认为只是选区的代表，议员须遵守选区向其发出的训令（imperative mandate）。